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情況下，柬埔寨已經有10多例確診，政府要求各級學校暫停上課，並建議如非必要，不要前往人群聚集的場所。
身為「人」，我們是個理性的動物，我們能夠自由的思考，我們是自由人，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想走的人生道路。但理解彼此、同理處境，創造更好的未來，是一種「正面影響」。
最後，這社會真的不缺少標籤，不管知不知足、失不失去，筆者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把事情想得過於簡單，不要自以為自己是孔子，以為一字就能品評所有學生或是國家大事。雖然經歷時難免會人心惶惶，或是藉這個「亂」看清很多現實，無論如何，這都不可抹滅「思考」對一個公民來說是如此重要，也值得放在心上的。因此父母希望子女做一些有前途、有發展的行業，好讓家庭可以改善收入。然而，不管我們多麼感謝父母為我們做的一切，我們都要守護自己的界線：自由。鼓勵她寫這篇文，並不是造成更大的對立，或是強迫認同。
而不是幫你做決定的人。每件事，他們總保護著我們，讓我們免於受到傷害，即使這需要勞力傷神，父母總希望我們變成最好的自己。此外，他們為在價值混亂的政權交替之際，凸顯忠義精神的可貴，甚至經常不惜渲染美化壯烈犧牲人物之事蹟。
此外，翰林出身史家，士林地位崇隆，他們國史之外的私史、筆記著作，也是洛陽紙貴，廣為流傳，往往被視為遺珍信史，影響當世史壇甚鉅。入清後，官方自我認定直接繼承崇禎朝正統，南明行朝成為非法偽政權，若有似無，值得探究卻又充滿禁忌。南明補官可謂雙重邊緣人，國亡之前，他們因不具備高等科舉功名，無緣進入統治集團，相對在學術文化領域也處於非主流的陪襯或附庸地位。他們因此不得不仰賴個人的回憶和有限的相關史籍為依據，掛一漏萬、魯魚亥豕之弊遂不可免。
平時編纂實錄、誥敕等，尚游刃有餘，但逢興修一代正史重任，則心餘力黜。其二，他們難免本位思想，對過往閣臣同情多於責難，甚且對部院大臣的不配合和言官的捕風捉影糾彈，頗有怨言。
不過，情感激發的使命感，常會附帶造成理智的盲點。他們佔明帝國政府官員的絕大多數，上自六部長官，下迄第一線親民的父母官，各司其職，治國理民。文：吳振漢 明萬曆以降，國勢傾頹、百弊叢生，以「東林」團體為核心的士大夫們，已振臂疾呼，倡議改良政風、批判權貴腐化。首先，儘管傳統科舉取士，重視通才培育，但帝國政府詮選調派官員仍會考量專精領域，所以個別文官視野所及，往往僅限於其仕途閱歷，缺乏多元視角和宏觀高度
補官們意圖重建南明史事時，尚有一無可廻避的缺憾，便是時局動盪和文字檢查造成原始史料的失真和匱乏。即使是布衣世家子弟，見聞也僅止於親朋長輩，猶與現實政治有所隔閡，立論偏頗的情形並不鮮見。首先，儘管傳統科舉取士，重視通才培育，但帝國政府詮選調派官員仍會考量專精領域，所以個別文官視野所及，往往僅限於其仕途閱歷，缺乏多元視角和宏觀高度。最後，也可能是縉紳史學最嚴重的弱點，就是官員掌握權力、坐領俸祿，國勢衰敗，他們本身難逃政治責任，撰述時便不免故意或無意的爭功諉過或含混其辭，導致眾說紛紜，真相難明。
同時翰林後輩，既側近權力核心的皇帝，且親炙內閣大學士之教誨，直接觀摩層峰權力運作和大政方針擬定，可謂得天獨厚的修史儲備人才。為確定自身的存在感和曾冒死追隨的行朝之歷史定位，南明補官用生命血淚去還原這段坎坷的史實，其價值自非同凡響。
南明補官可謂雙重邊緣人，國亡之前，他們因不具備高等科舉功名，無緣進入統治集團，相對在學術文化領域也處於非主流的陪襯或附庸地位。清初官修正史，雖謹慎參酌明清之際明史學的成果，但係針對當時需求而編，未必符合今日的價值標準和鑑戒作用。
其三，翰林體系較封閉，無犯過錯通常不外轉，孤高在上，與基層施政脫節，更不深悉民間百態。此外，他們為在價值混亂的政權交替之際，凸顯忠義精神的可貴，甚至經常不惜渲染美化壯烈犧牲人物之事蹟。此時已無前朝的政治禁忌，研究檢討深刻多元，頗多新解卓見，乃至能通透條貫自成一家之言。清初修《明史》，固由翰林史臣督導，然不得不借助前代遺臣、遺老之力，方克完成，皆為明證。痛心疾首抨擊之餘，不乏有識之士理智的試圖回顧國史，發掘盛衰演替之緣由，再對症下藥，革新時弊、救亡圖存。明代中葉以降，商品經濟繁興，帶動通俗文化、出版事業的發達，民間知識的力量得到發抒，平民史學開始嶄露頭角。
明末內憂外患，政府控制力減弱，邸報和政治軼聞流傳廣播，布衣史家以此為基礎編著史籍，替社會基層發聲或投入市場營利。平時編纂實錄、誥敕等，尚游刃有餘，但逢興修一代正史重任，則心餘力黜。
縉紳群體之成員，皆是經過層層科舉考試撿選出來的精英，其中自不乏史才卓越之學者，雖無緣入翰林，可是治史雄心絕不遜於前者，且不囿於翰林的規範和格局。即使立場較溫和客觀者，也被認定歸類，難以獨立自清，或因師友交游而成為某派別的同情者。
萬曆朝官修國史，遷延時日，無疾而終。此外，翰林出身史家，士林地位崇隆，他們國史之外的私史、筆記著作，也是洛陽紙貴，廣為流傳，往往被視為遺珍信史，影響當世史壇甚鉅。
迄崇禎朝，內憂外患加速惡化，國家敗亡迫在眉睫，即連一般民間知識份子亦頻頻發聲，訾議時政、呼籲改革。若將他們的眾多著作整合齊觀，幾乎便可透視有明一朝施政良寙之梗概。其二，他們難免本位思想，對過往閣臣同情多於責難，甚且對部院大臣的不配合和言官的捕風捉影糾彈，頗有怨言。補官史家過度強調南明諸政權正統性之餘，有時不免忽視雙方實力對比和多數民意的向背。
如此兩極化的政爭氛圍中，執筆著史實不易保持中立超然。入清後，官方自我認定直接繼承崇禎朝正統，南明行朝成為非法偽政權，若有似無，值得探究卻又充滿禁忌。
文：吳振漢 明萬曆以降，國勢傾頹、百弊叢生，以「東林」團體為核心的士大夫們，已振臂疾呼，倡議改良政風、批判權貴腐化。他們出身庶民階級，了解民生疾苦和民意動向，且又未曾參與統治集團，所以可超然政府體制之外，批判時政之徹底、訴求角度之新穎，前所未有。
惟翰林史學亦有其不足之處：其一，翰林系統官員與皇帝關係密切，公職之外尚有私誼，基於恩義之情，他們對皇室的批判有其局限，甚至美化歷朝皇帝，歌功頌德之辭已成固定套路，微諷暗貶反隱晦不明。布衣史學尚有一短處，即作者既未如中央朝臣統籌全國事務，又不能像地方官員宦遊四方，故他們常由自己所處的帝國一隅，概觀縱論天下事，不時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，尚渾然不覺。
其次，明末黨爭激烈，派系意識鮮明之士自是非白即黑、黨同伐異。翰林史官乃科舉考試中精挑細選的人才，再經政府悉心培育，讀書中秘，得參閱金匱石室珍藏之圖書、檔案。他們因此不得不仰賴個人的回憶和有限的相關史籍為依據，掛一漏萬、魯魚亥豕之弊遂不可免。不過，情感激發的使命感，常會附帶造成理智的盲點。
因此現代學者有必要突破清代官方的取捨和判斷，直溯本源，擷取闡發明清之際百家爭鳴時期的創見和證言。此舉也許可達到教忠教孝之目的，但刻意誇大史實則非嚴謹史家所當為。
他們佔明帝國政府官員的絕大多數，上自六部長官，下迄第一線親民的父母官，各司其職，治國理民。若其本身又肯敦品勵學，勤於自修，實不難成為優秀史家。
明清之際的明史學發展，大致可分為四類，首先論翰林史學。然而他們究竟全無政治實務經驗，所參引的邸報史料固可信度高，卻不諳官場潛規則和私下權謀操作
